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在阐述主要关注的议题和挑战时重复提及两个关键词——健康的和有韧性的，笔者在第三篇观察中扼要讨论了前一个，今天我们主要来看有韧性（Resilient）。 峰会五大议题中的三个都明确表述了有韧性的重要性。在包容性经济增长议题中，有韧性的增长是核心目标之一；在自然资源（陆地和海洋资源保护）保护议题中，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对于维持一个有韧性的世界或者说地球生态至关重要；在描述气候投资的转变议题时，更是清楚的设定了如下目标：“激发创新并加速全球经济向更清洁、更有韧性的方向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从长期（少则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尺度，多则数个世纪的时间尺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挑战，是应对挑战、找到行之有效的策略的内在要求。由此，人们不得不反思，这个世界运行所依赖的复杂的政治体制和经济规则是否有足够的腾挪空间和能力来面对和解决这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说，我们必须应对挑战，那么我们要做的预防和准备工作要多急迫？付出多大的成本是可接受的？ 回答这样的问题，决策者需要知道气候变化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进而做出政策调整，从而尽可能降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风险。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气候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的众多学者为这一全球面临的挑战提供了翔实、严谨和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学术研究和分析，这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就是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为在“将气候变化整合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贡献，他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分享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罗默的获奖理由是“将技术创新整合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1]放在当下的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环境下，技术创新在气候变化应对中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不过罗默的研究还是聚焦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理，并未涉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因此本文着重讨论诺德豪斯的研究。  

基于数十年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和研究，诺德豪斯似乎并没有给出非常直接的、拿来就能用的政策选择和建议，反而是他构建的经济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of Climate Change, IAMs）和思维方法在持续而深刻的影响着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和讨论。[2]

• 在做预测时，应使不同系统因素的输入和产出保持一致性；例如，GDP的预测应该与碳排放的预测相对应；

• 计算关于重要变量的替代假设的影响，这些重要变量包括经济产出、碳排放、温度变化，以及经济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等；

• 以前后一致的方式跟踪所有变量替代政策的影响，并且估算替代战略的成本和收益；

• 伴随评价研究和新技术的价值，来估测与替代变量和战略有关的不确定性。

从这些对应用模型时的重要建议可以看出，诺德豪斯的模型提供了一套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帮助决策者揭开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在长时期内的互相影响的复杂性，模型好像一个会成长的有机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量的增加，这个“有机体”会越来越复杂，这也难怪，对于三、五年短期的经济增长，都难有经济学家有信心去准确预测，更别说要对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起伏和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的关系说个究竟了。 笔者认为，正是在诺德豪斯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决策者并不过多聚焦于如何增加或者减少影响经济增长的众多变量的投入，而是开始逐渐重视有哪些手段和方法可以增强经济体系的能力和韧性，一方面减缓经济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可能持续增加的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经济系统有韧性应付。从这个角度来说，罗默的研究贡献其实是提供了解决方案之一，技术创新，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技术会显著提升经济系统抵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  

“温暖的心和冷静的脑”

作者：赵昂